霍金、馬斯克等科技大佬都公開發聲，擔心人工智能會失去控制，上演科幻小說中人機大戰的情節，其他人則害怕認知工作的自動化會將會導致大面積的失業。兩個世紀以后的今天，曾經的“機器問題”卷土重來，我們需要找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人工智能崛起引發擔憂，我們到底該如何應對？
據報道，對于機器人的崛起，專家們曾發出警告，“機器取代人類勞動力可能致使人口冗余”，他們擔心“這種超能技術的發展已經超越了人類的駕馭能力，”如今，一些人表示擔憂，如果人工智能繼續進化，我們會失去賴以為生的工作、喪失存在感，甚至會被“終結者”們趕盡殺絕。但事實上，這些恐懼與兩個世紀以前人們對機械化和蒸汽機發展的討論如出一轍，那時，人們針對機器威脅展開一場名為“機器問題”的討論。而現在，一場關于人工智能利弊的辯論正在悄然興起。
誕生初期，人工智能技術(AI)也經歷過大起大落，但在過去幾年的發展黃金期，AI技術突飛猛進，這都得益于“深度學習”技術開啟的新篇章。深度學習旨在模擬人腦結構建立大規模(或者“深度”)神經網絡，在充沛的數據支持下，神經網絡可以通過訓練來處理各種各樣的事情。
其實所謂深度學習技術已經默默為我們服務多年了，谷歌(微博)搜索、Facebook的自動圖片標記功能、蘋果的siri語音助手、亞馬遜推送的購物清單，甚至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汽車都是深度學習的產物。但是這種快速的發展也引發了人們對于安全和失業問題的擔憂。霍金、馬斯克等科技大佬都公開發聲，擔心人工智能會失去控制，上演科幻小說中人機大戰的情節，其他人則害怕認知工作的自動化會將會導致大面積的失業。兩個世紀以后的今天，曾經的“機器問題”卷土重來，我們需要找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機器問題”和解決方案
啟示人們最為擔憂的是人工智能技術會破開牢籠，變得邪惡而不可控。早在工業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時，人機矛盾已經出現，現在的矛盾不過是披上了人工智能的新外衣，人類的焦慮依舊，《科學怪人》及此后類似的文學作品都是這種擔憂的映射。然而，盡管人工智能技術已成為一門顯學，但是它們只能完成特定的任務。想在智商上戰勝人類，AI還差得遠呢。此外，AI是否真能超越人類還未可知。名為安德魯的AI研究人員表示，對人工智能的恐懼無異于在火星殖民還未實現時就擔心人口膨脹的問題。在“機器問題”上，人們更加關注人工智能對人類就業和生活方式的影響。
失業恐懼由來已久。“科技性失業”的恐慌在20世紀60年代(公司開始安裝計算機和使用機器人)和80年代(個人電腦開始上市)都曾彌漫開來，似乎大規模的自動化辦公馬上就要到來，讓人類下崗。
但事實上，每一次恐慌之后，科技進步為社會創造的就業崗位遠多于它殺死的過時職位，我們需要更多人從事全新的工作。舉例來說，ATM機替代了一些銀行柜員，為銀行設立分行節約了成本，讓雇員進入了機器不能做的銷售和客服領域。同樣地，電子商務的出現增加了零售商的生存空間。而在辦公中引進電腦則不是為了取代員工的位置，員工習得新技能后，會成為電腦的輔助。盡管此前曾有報道稱，未來10年或20年間，美國47%的崗位將面臨自動化，但是我們的研究顯示，這一數值恐怕連10%都不到。
盡管短期內一些工作消失的弊端會被全新職位出現的長期影響完全抵消且帶來更大的好處，但是19世紀工業革命的經驗表明，轉變的過程極其痛苦。從停滯不前的生活水平上反映出經濟的增長需要幾百年，而從顯著的收入變化上來看只需幾十年。人口從鄉村大量涌入城市工廠，在當時的歐洲引發動蕩。各國政府花費了整整一百年的時間構建新的教育和福利體系適應這種轉變。
這一次的轉變似乎更為迅速，當前科技傳播的速度可比200多年前快多了。得益于技術的輔助，高技術工作者的薪資會更高，因此收入不平等的現象正在不斷加深。這給用人公司和政府帶來了兩大挑戰：如何幫助工作者學習掌握新技能;如何讓后代做好準備，在滿世界都是人工智能的社會求得工作機會。
聰明的回應
技術的發展使得崗位的需求產生變化，工作者必須適應這種轉變。這意味著要調整教育和訓練模式，使其足夠靈活，從而快速、高效地教授全新的技能。終生學習和在職培訓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在線學習和電子游戲式的仿真模擬會更加普遍。而人工智能可以幫助制定個性化計算機學習計劃，依照工作者技能差距提供新技術培訓機會。
此外，社會交往技能也會變得更加重要。由于工作崗位的更迭變快，技術革新的腳步也逐漸加快，人類的工作年限越來越長，社交技能成了社會的基石。它能在人工智能主導的社會保持人類的優勢，幫助人類完成基于情感和人際往來的工作，這是機器無法擁有的優越性。
對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的擔憂也催生了人們對“安全網”的渴望，有了它普通人就能免受勞動力市場動亂影響。一些人認為應該革新福利系統，讓每個人都享有保障生存的“基本收入”。但是在沒有充足證據表明技術革命會導致勞動力需求銳減的形勢下，這種做法并不可取。反之，各國應該學習丹麥的“靈活安全系統”制度，讓企業裁員更加容易，但是在被裁員的職工接受再培訓和再求職期間提供保障。這種制度下，福利、養老金、醫保等應該跟隨個體本身，而不是與職員身份掛鉤。
盡管技術快速進步，工業時代的教育和福利系統并沒有完全實現現代化，相關制度也不夠靈活。革新勢在必行，決策者必須行動起來，否則當前福利系統會面臨更大的壓力。19世紀40年代，約翰·穆勒(JohnStuartMill，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寫道，“沒有什么比立法者對這類人的照顧更為正當了”，他們的生活被技術的發展所累。在蒸汽時代，這是真理，在人工智能的時代，同樣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