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家戰略性力量的

　　商業航天的地位和價值

　　一、為什么美國商業航天能夠成為國家戰略性力量？

　　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商業航天在俄烏沖突中令人關注的種種表現，不僅體現了在以混合戰爭為主要形態的地緣政治沖突中的重要地位和難以替代的角色功能，更凸顯了商業航天作為國家戰略性力量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價值。那么，為什么美國商業航天能夠成為國家戰略性力量？

　　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美國在商業航天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明確和強化其作為國家戰略性力量的認知和定位，并在國家層面給予了強有力的、持續的培育和扶植。

　　美國商業航天時代的開啟，可以追溯到1965年，國際通訊衛星（Intelsat）發射第一顆商業通信衛星。這個時期的商業航天項目投資來自政府，由NASA負責項目管理，由商業公司承包制造和運營。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美國第40任總統里根上任后實施“星球大戰”計劃，這一計劃對于商業航天的發展產生了兩個方面的重大影響：一是鼓勵私營企業投身太空事業，二是開拓太空的商用價值。隨后美國出臺的一系列關于商業航天的政策法規，均圍繞這兩方面展開。據不完全統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頒布的商業航天相關法律就達11部。

　　早在1984年，美國政府就發布了《商業航天發射法》，允許私人發射火箭，并要求NASA盡最大可能尋找和鼓勵最大化太空商用。1990年,《發射服務購買法案》也隨之頒布，一大批私人發射服務供應商相繼涌現，為NASA提供了較為廉價的發射服務，其中，最具競爭力的兩家企業是波音和洛克希德·馬丁，在隨后的二十余年里，波音和洛克希德·馬丁逐漸形成了寡頭效應，并于2006年成立合資的“聯合發射聯盟”，壟斷了美國空軍、NASA和其他政府機構的火箭發射項目。在壟斷與反壟斷的博弈中，新一代商業航天公司應運而生，2000年，亞馬遜CEO 貝索斯創立藍色起源，2002年馬斯克創立SpaceX，興起了新一輪商業航天發展浪潮。

　　而在國家層面，為了持續推動新興商業航天的快速發展，2003年頒布了《航天投資法》。在2006年小布什政府期間，美國國家航天政策中又提出“美國致力于鼓勵和促進美國商業航天產業的發展。鑒于此，美國政府將在與國家安全一致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國的商業空間能力。”“鼓勵商業航天產業的創新，包括使用獎勵等競爭激勵手段；確保航天產業相關能力在支持政府重要職能中的可用性。”2010年，奧巴馬政府發布航天政策，把商業航天作為美國航天活動的首要目標，表述為“發展國際宇航貿易。促進和鼓勵私營企業為美國空間貨物運輸和服務創造新的全球和國內市場，并加強和維護美國作為國際宇航貿易首選伙伴的地位。”特朗普執政后，雖然他和奧巴馬政府的內外政策大相徑庭，但在2021年發布的新版航天政策中，依然延續了2010年版航天政策中對商業航天的表述。

　　從美國商業航天的發展過程來看，一個核心理念就是，只要一項航天技術成熟，具有商業價值、應用價值，就開始走商業化之路，用市場的力量促進產業的發展。從路徑上看，從通信，到遙感，再到導航，以及火箭發射、衛星互聯網絡星座、載人航天的漸次擴展，幾乎涵蓋了所有航天領域，培育了以SpaceX為代表的一大批全球商業航天領軍企業，積累了大量商業航天的實踐和成果，形成了可以媲美大國航天能力的商業航天力量，這也是美國商業航天能夠成為國家戰略性力量的根本原因。

　　二、中國商業航天作為國家戰略性力量的定位亟待明確

　　無論是俄烏沖突背景下對商業航天的現實考察，還是基于美國商業航天歷史發展的實踐經驗，對中國商業航天都給予了諸多極富價值的啟示，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決的緊迫的理論和實踐課題。

　　近年來，隨著我國航天技術的發展和航天產業規模的擴大，商業航天也得到迅速發展。但有一些基本問題尚未得到系統梳理和厘清。

　　對于商業航天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或者說，基于中國國情下的商業航天的本質把握，業內尚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個簡單定義是得到普遍認同的，即商業航天是利用社會化資本、遵循市場機制而開展的航天活動，一般是相對于非營利性的國家航天而言的。當然，國家航天中也存在營利性的部分，這部分是否納入商業航天的范疇，目前尚有爭議，有待在實踐中逐漸明晰。

　　因此，社會化、市場化、商業化是商業航天區別于其他航天活動的底層邏輯，同時賦予了商業航天的一些本質特征，即：能夠促進或者鼓勵航天領域的競爭創新；促進航天技術的轉化應用；推動航天業的產業化發展；創造和培育航天新興市場；使航天業能夠充滿活力，具有創造力和生命力。

　　那么，具有這些本質特征的中國商業航天，是否具有國家戰略性力量的屬性，或者說，能否成為國家戰略性力量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要回答這個疑問，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中國商業航天的定位問題。

　　事實上，在七年多的發展歷程中，關于中國商業航天定位的討論就從未停止過，然而眾說紛紜，各持立場，至今未得出一個普遍性的結論，盡管大家對航天業是國家戰略性力量這一點早已達成了共識，但對區別于國家航天的商業航天的認知尚未提升到國家戰略這一層面。

　　而在此次俄烏沖突中，西方尤其是美國商業航天作為一種戰略性力量的表現和所體現的作用與價值，充分證明了商業航天在國家綜合實力構成和戰略力量格局中的地位和潛力，給我們重新考察和審視中國商業航天的定位提供了一個有利契機。

　　不可否認，近年來，國內對商業航天的發展也給予了相當積極的態度，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和支持商業航天的發展。但相對于國家航天，商業航天作為國家戰略性力量的定位并不明晰。

　　那么，對于中國商業航天而言，國家戰略性力量這一定位是否是合理而且必要？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自然也不能簡單地下結論。因此，我們有必要從中國商業航天發展的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共時性的橫向維度和歷時性的縱向維度出發，進行全方位、多角度考察。

　　1、從中國商業航天發展的歷史邏輯來看，有兩個基本的前提和脈絡。

　　第一個是，吸取錯失大航海時代的沉痛教訓，把握大航天時代的中國機遇，是歷史賦予中國航天的責任。

　　從國家航天的層面來說，中國正在也具有充分的基礎擁抱正在到來的大航天時代。衛星、火箭，載人航天、深空探測的能力穩居世界前三。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中國航天存在的一個重大短板就是商業航天的價值未能得到充分的認識和發揮。正如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并未讓中國抓住大航海時代的歷史機遇，而幾乎與之同一時代的哥倫布、麥哲倫們抱著財富夢想而開啟了人類的新紀元。事實上，從國家航天的角度來說，中國航天從追趕到并行，正在邁入努力實現超越的軌道，呈現出后來居上的態勢。為何如此，乃在于我們充分認識到航天在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上的重大戰略價值。但在以國家投入和重大任務為主導的帶有強烈計劃經濟色彩、相對封閉的產業體系和缺乏競爭的發展模式，極大地壓抑了商業航天的想象空間和發展積極性，以及業態的多樣性、豐富性和產業規模化與效應。

　　從另一個角度看，當前仍然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國家航天為主導的航天發展模式與已經比較成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相適應的，要害就在于沒有體現和發揮市場對資源的決定性配置作用，在航天領域想要充分把市場配置資源的活力釋放出來，首要就是發展商業航天，這也是商業航天的戰略價值的重要體現。

　　坦白地說，如果我們將馬斯克看作大航天時代的哥倫布、麥哲倫，那么，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在大航天時代的步伐已然有些遲緩了。能不能迎頭趕上，關鍵還要看我們對商業航天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同時也要求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上強調商業航天在影響甚至改進國家航天的體制機制弊端和推動中國航天整體持續、健康發展方面的戰略意義。

　　因此，盡管國家航天在大航天時代的作用毋庸多言，但這并不能否認商業航天在這個時代的戰略地位和戰略作用。

　　第二個基本前提和脈絡是，戰略力量也有可能轉化為戰略負擔。戰略力量與戰略負擔的辯證關系，決定了中國商業航天的戰略價值。在航天領域，冷戰時期的美蘇太空競賽所帶來的不同結局就給我們同時呈現了正反兩個案例。這里就不再贅述。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國家的戰略力量、戰略資源及其所構成的戰略支撐，在一定的歷史條件和發展環境的變化下，完全有可能轉化為戰略負擔。繼承了蘇聯航天遺產的俄羅斯現在就面臨這樣一種困境，盡管擁有強大的航天實力，但缺乏足夠的自我生存和發展的經濟能力，航天整體實力和綜合實力停滯不前，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戰略負擔。而反觀美國，由于較好地實現航天這一戰略支撐的戰略轉移，即由國家航天向商業航天的轉化，實力不斷發展和躍升。這個戰略轉移，實質就是把航天的科技成果、戰略資源，及其所構成的戰略支撐轉化成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驅動。這就必然需要商業化應用，才能使其不成為戰略負擔，才能持續健康地發展。而反過來，商業化應用的航天，又能夠發揮巨大的戰略功能，成為國家戰略性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中國商業航天作為國家戰略性力量有著其充分的歷史邏輯和辯證邏輯，具有其充分的必然性。在這個意義上，國家航天和商業航天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互為支撐的有機整體。而軍民商一體化，或者說國家航天和商業航天一體化是解決航天發展中戰略支撐與戰略負擔這一對矛盾，順利實現戰略轉移的根本途徑。

　　2、從實踐邏輯來看，俄烏沖突中西方特別是美國商業航天所體現的強大戰略能力，深刻地提醒我們：在航天戰略能力建設上，要兩手一起抓；在戰略應用上，兩手都要用。現在的問題是，國家航天這只手比較硬，商業航天這只手比較軟，所以從長遠發展來看，如果完全依靠國家輸出，沒有商業的輸入，后續更好的發展，難以為繼，最終將成為國家的戰略負擔。所以加快發展商業航天，是維系并增強國家戰略能力的必然選擇。

　　同時，我們還需要充分認識到，中美兩國或已成為航天領域最主要的競爭對手。面對中國航天近年來取得的重大進展，美國航天界普遍認為，美國對中國的主要優勢逐漸集中在以SpaceX公司為首的新興商業太空產業上，如果美國希望競爭，那就應該釋放尋求更加深入地探索太空、追求更高速度以及更低成本的SpaceX公司及其他商業航天公司的全部潛力。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美國瞄準了中國商業航天發展不足的軟肋，試圖以商業航天作為主要的太空戰略力量獲取競爭優勢，進而壓制中國航天的整體發展。這一點值得警惕，如果我們不能迅速培育和發展可以與美國商業航天相抗衡的具有戰略性力量的商業航天勢力，與之能在公平的規則和環境下進行競爭，勢必在未來的太空競爭中落于下風。

　　事實上，美國的商業航天之所以能發展得這么好，其根源是國家先從戰略上推進起來，然后大量商業航天力量介入。事實上，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商業航天領域的重大發展，是沒有得到政府支持之前能夠成功的，包括美國，也必須要國家的大力支持，并且由于國家的支持，商業航天也對美國的國家安全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正如馬斯克在商業航天上的成功絕非完全是個人或企業的成功，而且也是美國航天的成功。SpaceX創立之初就得到NASA以及美國國家的強大支持，從技術、資金、人才、政策、市場訂單等方面不遺余力的扶持。由此充分說明，商業航天的發展必須有國家力量的支撐，也關乎國家重大利益。這也是商業航天應該成為國家戰略性力量的有力佐證。

　　商業航天發展起來后，將是對國家戰略能力非常有效的補充。這也是俄烏沖突給我們帶來的另一個重要啟示。

　　當前，中國商業航天的發展時間和發展水平較國家航天都有著相當大的差距。如不加快發展商業航天，這種差距將越來越大。正如前面所談到的，國家航天和商業航天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互為支撐的有機整體，但這個有機體在兩者巨大的差距中必然處于割裂的狀態。國家航天可以解決一些國家重大戰略關切和戰略目標的實現，但往往遠離人們的社會生活，而商業航天可以滲透到經濟社會和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商業航天與國家航天在實力和技術上的懸殊，勢必造成航天技術轉化和二次開發與應用等方面難以充分、有效地展開。

　　商業航天，應在平凡中見偉大。它的充分發展不僅可以將航天從人們心目中高高在上的神壇拉回到充滿煙火氣息的百姓生活，而且可以夯實國家航天發展的社會基礎、經濟基礎和文化基礎。因此，商業航天與國家航天是不能相互割裂而孤立發展的，這種能力上的日漸懸殊將極不利于中國航天的整體進步。因此，只有將商業航天置于國家戰略性力量的高度來認識與把握，才能在思想和實踐中高度重視商業航天的發展。

　　同時，商業航天發展起來之后，將來還會對“和平用天”方面產生有利影響，或將成為太空領域國家戰略性力量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可控、低代價、避免毀滅性核大戰的前提下，商業航天將扮演大國地緣政治沖突和博弈中的重要角色。

　　在此，對于中國商業航天的定位，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

　　商業航天應該也必須成為國家戰略性力量的有機組成部分，并與國家航天在分工合作、角色互補的前提下共同構成航天的國家戰略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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