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全球經濟及產業格局已經或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在全球經濟整體不景氣、恢復遲緩的背景下，新的一輪經濟長波（通常指50—60年的長經濟周期）已經啟動，“第三次工業革命”亦已拉開了帷幕；資金、人員、技術的跨國流動，產業在全球的空間布局將會出現新的圖景（美國所謂的“制造回流”就是其中一個信號）；各大區域經濟體（如北美、歐洲、俄羅斯、中國、印度、東南亞以及南美、非洲等）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將會此消彼長；以特大城市群為載體的經濟增長極亦會發生轉移。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制造”長期以來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一些外部條件和環境變量正在發生變化，不利因素疊加出現，甚至出現共振效應。近年來，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不時有大型貼牌加工企業破產倒閉的消息傳來；亦有部分外資制造業遷移至越南、印度等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在重重壓力之下，“中國制造”的確出現了疲軟跡象。有人聳人聽聞地宣稱：“中國制造”將要崩潰；有人痛斥“中國制造”企業未能掌控上游供應鏈、下游渠道以及自主品牌等關鍵環節和經營資源；有人從一個日本智能馬桶蓋說起，論證“中國制造”企業如何低能；有人擔憂：工業4.0時代，人家已不帶我們玩了。

　　“中國制造”的六大未來機會

　　一片喧囂中，我們如何客觀、冷靜、準確地認識“中國制造”？我與悲觀者（他們似乎以宏觀經濟研究者為主）的看法不同，我基本上是樂觀的，主要依據：一是“中國制造”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有著巨大的機會；二是“中國制造”企業卓有成效的轉型努力。

　　“中國制造”未來的機會主要有：

　　第一，中國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發展不平衡，變“平”的過程，給了“中國制造”持久的需求牽引。舉一個例子，我國農村大部分地區，尚無排水及排污設施（符合衛生要求的），這是多么大的需求！進而言之，未來我國在國土治理、生態改善方面市場空間巨大。

　　第二，當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中產時代”，消費升級將持續發生。一方面隨著社會結構的復雜化，各類人群、各種情境的細分需求集合將會增加并不斷變化；另一方面消費結構亦會轉換，大家從電影、旅游市場的火爆中便可得出結論。此外，任何一種消費形態都會處于遞進之中，例如消費者要求汽車更節能、更便捷、更安全、更智能、更美觀、更“體驗”等。

　　第三，“中國制造”在材料、零部件、工具、設備及軟件等領域總體上相當落后，國外產品占主導地位。以手機為例，重要的軟件、芯片及功能模組等，大部分是進口的。再以“工作母機”機床為例，我們可以造出它的骨骼，但神經系統（控制模塊）以國外產品為主。在這些領域，對進口產品的替代，既是“中國制造”任重而道遠的使命，也是持續成長的機會所在。

　　第四，國際市場上，無論是最終消費品，還是中間工業品，“中國制造”的滲透、替代之路剛剛起程。我們以顛覆性創新的方式從低端市場起步（長期以來，中國產品以便宜著稱）、從簡易模式起步（貼牌加工），未來向更高級的市場和模式遞進、轉換是大有可為的。例如，全球飛機發動機的葉片生產，為美日少數企業壟斷，已有中國企業向此領域進發。

　　第五，全球經濟低迷，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制造”全球范圍內整合、利用資源創造了條件。據我所知，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收購兼并的力度很大，在人才、技術、品牌、通路等方面均有斬獲。同時，在全球產業結構及競爭格局激烈變動的環境下，某些市場空間及客戶資源有可能從原先的領導者那里讓渡出來。華為在歐洲的遭遇及發展就證明了這一點。

　　第六，隨著全面深化改革，我國過去一些封閉、壟斷的領域有可能逐漸開放，如能源、軍工等，這對“中國制造”的提升極為有利。

　　產業互聯網對“中國制造”的威脅

　　有的朋友可能會問：互聯網因素會給“中國制造”帶來機會嗎？我國從互聯網人數、互聯網企業數量以及互聯網企業上市公司數量等指標看，算得上是互聯網大國。但我國互聯網的發展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模仿居多，原創較少；

　　二是應用較多，技術不足；

　　三是集中在消費及服務領域，制造領域的應用及創新很少；

　　四是與外部互聯互通、共享信息和知識資源不足，未能分享全球云計算的益處。

　　到了產業互聯網時代、工業4.0時代，無論是智能生產，還是智能生產體系的輸出——智能產品，我國和美國、德國、日本相比差距很大。互聯網因素不僅未使這種差距縮小，反而有可能擴大（差距既體現在芯片、傳感器、新材料、機器人及智能裝備等硬件上，更體現在智能制造、云制造的軟件上），因此，制造領域的互聯網給“中國制造”帶來的更多是威脅。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中國制造”被甩開并非沒有可能。我們在保持“基本樂觀”的同時，也要看到形勢的嚴峻。

　　“中國制造”轉型升級六大路徑

　　對于中國制造企業轉型升級的具體路徑以及關鍵舉措，我在此提出若干建議：

　　第一，改變成本節約模式。總的來說，“中國制造”產品的優勢在于成本和價格，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優勢仍需保持。當勞動力成本剛性上升時，靠壓低工資降低成本的傳統方式已難以為繼，要把降低成本的重心放到不變成本、系統成本和波動成本上，例如品質成本、研產銷銜接的摩擦成本、生產不均衡的波動成本、供應鏈運行過程中的“多余”（庫存）和“不足”（斷貨）成本、價值鏈運動的時間成本、與顧客需求不吻合的無效產出成本、客戶訂制的回應成本，以及產能、設備利用不足的固定成本等。這就需要通過精益生產、智能制造以及信息化系統提升效率降低消耗，通過優化價值鏈結構以及運行方式加快周轉。繼續保持成本優勢，是傳統制造企業的“求存”關鍵。

　　第二，尋找、開發產品的附加值源泉。中國產品不能永遠被貼上價低質劣的標簽，必須提升附加價值。而關鍵在于找到附加值背后的技術、審美以及文化、歷史的支撐和來源。按照“極致產品”的理念，從多個維度提升、豐富產品的價值含量，并在動態上形成產品價值的連續“邊際（增量）”，從而實現產品價值的遞進和超越。需要說明的是，提高產品附加值未必一定進入中高端產品領域，日本“無印良品”等品牌面向中低端市場，同樣營收了可觀的附加值。這就取決于設計、生產和銷售諸環節協同一體化的整體能力了。總的來說，提高附加值并開掘價值創新的源泉（主要是技術和創意），是傳統制造企業戰略轉型的應有之義和關鍵所在。

　　第三，賦予國際化新的內涵。“中國制造”以往的國際化，屬于國際化的初級階段，以貼牌代工為主。而未來的國際化則具有新的特征：一是以自主品牌進入主流市場（國際市場亦按照“農村包圍城市”滲透開發）；二是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重構價值鏈，尤其是供應鏈和渠道鏈；三是加大國際性購并重組的力度。尤其注意購并那些擁有核心技術的隱形冠軍或領先者。

　　第四，實現產業鏈位置上的轉移。“中國制造”從產業鏈上附加值最低的環節起步，是歷史因素造成的。當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中國制造企業就有可能向上游或下游附加值更高的環節和領域滲透和轉移，從而實現制造高級化。比如，我國芯片產業基礎差、起點低，只能從技術含量低的封裝環節起步。當經驗、能力和資源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可以進入上游晶圓加工環節，并逐步上移。產業鏈上位置轉移戰略，有時會表現為產業鏈的整合和一體化；在一定的情境下，這是后發企業成長的必由之路。在現代電子等領域，盛行水平分工，但我們不能甘心處于初級、微利的層面上。從微笑曲線的低端出發，向下游延伸亦有可能，比如軟件行業，從外包做起，逐步發展為提供客戶解決方案。

　　第五，確定合適的技術進步路線。我們一定要有技術為本、技術驅動的理念，同時設計適用、可行的技術發展路線圖，循序漸進、步步為營，從相對簡單的甚至邊緣的領域起步，逐步進入核心領域。這種成長方式的關鍵在于：首先，沿著目標、方向不動搖，不游離；其次，在每個里程碑階梯上集中力量壓強成功；再次，尋求、開發多元化的技術來源，尤其要重視對外合作和引進。在許多領域，市場換技術是可行的，基于國內的市場資源，讓我們所需的技術分享一定的市場利益，同時對這些技術消化吸收。近年來，我國電子、家電、軟件、材料等領域均有這方面成功的例證。而汽車等行業“技術換市場”不成功，關鍵在于一些國有企業坐享市場管制的利益，缺少學習的強烈沖動。要破除狹隘意識，將自主創新和學習借鑒結合起來。

　　第六，登上工業4.0的列車。工業4.0是對傳統制造方式、生產組織方式的一次重大革命，也是每個傳統制造企業必須奮力登上的新平臺。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生產體系，不僅提升了制造品質和效率，也使快速、精準回應顧客個性化的需求成為可能。沿著工業40的方向從初級形態到高級形態不斷遞進，是我國傳統制造企業轉型升級的主要方向和路徑。對于中國傳統制造企業如何導入工業4.0，本書第9章“工業4.0：中國制造企業的入口和路徑”中有更詳細的分析和說明。

　　讓市場機制發揮保障作用

　　在“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歷史性進程中，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一些傾斜性的政策是有必要的。但是，政府不必直接參與企業運營，要讓市場機制發揮根本性作用。一些補貼、資助要大大減少，否則既滋生腐敗，也會催生企業的投機心態。政府直接配置的資源過多，會影響資源的使用效率。關鍵在于營造有利于“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良好環境，維護市場的公平、公正和規范，讓要素無礙流動起來。更重要的是要構建全社會人力資本向技術領域流動的激勵機制。

　　中國的工業化已進入了中后期，真正的考驗剛剛開始。給予我們信心的，除了發展不平衡的張力和動能以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的人力資本。盡管人口開始老齡化，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的人力資源仍有顯著優勢。千千萬萬受過較好教育、勤勞好學的優秀勞動者，是“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