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國內投行大多缺席互聯網業務，但美國投行在相關方面似乎也無多大建樹。

　　來自國信證券的一組研究數據表明，截至今年6月初，美國納斯達克指數2009年3月以來增長了3倍至5000點左右。但歷來被認為“硅谷”繁榮的關鍵支撐力量——華爾街投行這5年間收入不但同比下降20%，且從互聯網企業所錄得的收入極其有限。

　　多位投行業內人士認為，根本原因在于傳統投行長期依賴的融資事件驅動型業務模式，不適應互聯網時代高新技術企業的新特征、新需求以及新趨勢。

　　國內投行亦處于這種變化中。總體而言，傳統投行短板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大方面：

　　一是無法在互聯網企業各成長周期中的關鍵點找到核心需求對接點。

　　以硅谷互聯網企業為例，其成長周期大多分為孵化期、成長期和擴張期。

　　在孵化期階段，企業成長模式和盈利模式不明確，成長風險極大，項目和企業存活率極低。在這一階段，企業主要需求是資金額不大的啟動資金，但投資人可能面臨無法回收的巨大風險。

　　進入成長期后，企業盈利模式日漸清晰，成長邏輯和估值邏輯與投行所秉承的估值體系框架較為契合，通過與投行合作、借助資本市場滿足其發展資金需求的可行性逐漸增加。這一階段也是目前傳統投行服務與互聯網企業需求實現對接最多的環節。

　　在穩定擴張期中，企業需求結構發生變化。企業需求痛點變化為如何能給企業帶來持續不斷的成長性能力。投行需要的主要手段則是通過并購、控股等資本手段，不斷尋找、獲得、消化最前沿的技術專利、模式創新實體。

　　此時，投行服務核心能力價值體現在對行業、技術發展趨勢的深入理解和準確判斷，能夠在萌芽期發現具有成長價值的項目和企業。這種理解背后需要的不僅僅是資本市場的融資能力和影響能力，更為重要的是深植于高技術行業生態圈中的積累和經營，這恰恰是傳統投行欠缺的。

　　第二，全球資本市場信息向創新市場信息不對稱轉化，金融資源向互聯網企業集聚，這對傳統投行展業帶來了影響。

　　事實表明，因缺乏對高新技術產業、行業、產品的深度理解，傳統投行既無法提供創新企業所需的顛覆性項目產品資源，也無法根據現有評估體系對新技術帶來的新產品核心模式進行合理的定價評估，而難以深度參與互聯網企業界更為普遍的并購、孵化環節業務。

　　此種新型“不對稱”的存在不僅限制了傳統投行展業，同時使得金融資源開始向互聯網企業集中。各互聯網巨頭已開始從華爾街搶奪金融人才，組建了高度專業化并極具競爭力的互聯網項目金融團隊。

　　目前，國內投行也面臨這樣的挑戰——包括螞蟻金服在內的多個互聯網企業開始在中金、中信挖角，金融資源顯現從投行小規模流出的跡象。

　　第三，傳統投行融資業務的盈利模式受到互聯網企業的巨大沖擊。

　　面對強勢明星硅谷企業，傳統投行議價話語權相比以往大打折扣。2012年摩根士丹利擊敗高盛擔任了Facebook的首發（IPO）主承銷商，但承銷傭金率僅僅為1.1%，低于2%～3%的常規水準，甚至被雅虎財經評為史上最失敗的大型IPO。

　　隨著新的技術元素涌入，傳統投行的市場影響力被消弱。谷歌2004年IPO時，與華爾街精品投行代表WR Hambrecht合作，開創了根據互聯網拍賣來確定發行價的定價方式，對傳統投行定價能力帶來影響。

　　美國投行與高新技術企業的多個對接案例表明，傳統投行在爭奪以互聯網企業為代表的高科技企業項目時受到行業信息鴻溝、話語權下降、金融資源流失的挑戰，傳統投行最具挑戰性的競爭對手隊伍中，目前還增加了同樣坐擁龐大資源并擁有行業信息優勢的硅谷巨頭。

　　在互聯網時代，投行需要轉向為客戶提供成長性價值要素。如若投行能夠清醒地認識到市場需求變化，即高新技術企業的核心痛點需求已經由資金饑渴，轉向了對具有高成長價值的潛力項目饑渴，及時作出戰略調整——將服務指導思想由“融資項目驅動型”業務模式向“成長價值項目驅動型”轉變，或將最終實現投行業務風投化的轉型。

　　除此之外，投行需要正視來自互聯網企業等機構的跨界挑戰，以及在高新技術行業存在的信息短板，以專業技術積累跨越科技市場信息鴻溝，提前布局獲取時間、空間優勢，加強大數據等前沿技術彌補信息短板。通過運用大數據技術等先進技術，建立量化項目評估體系與預判體系，借鑒互聯網、特色銀行與精品投行模式優化自身業務架構。